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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论｜香港青年收入与消费调查：何为理想中的体面生活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延续了去年关于香港年轻人工作时间的调查研究，香港岭南大学政策研究院、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与乐施会再次合作，聚焦年轻人的就业和消费状况，发表了最新调研报告，引发各界关注与讨论。本研究以18至29岁有工作经验，且月收入在香港月平均收入20000元以下（本文皆指港元）的青年为调查对象，共收获31个访谈对象与253份有效问卷。
根据香港统计处2019/2020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及重订消费物价指数基期调查，香港每人每月平均开支为10708元，其中住房占40.25%，食品开支占比27.4%。而本研究的问卷结果显示：受访青年月平均生活支出为16789元，占比最高为膳食支出，达40.7%，月均消费达6840.5元；交通、通讯以及休闲娱乐等其他开支占比为27%（月均3353.5元）。此外，由于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与父母同住，且其中超过三成父母租住在公屋，因此住房开支较少，仅占总开支的19.97%。
即便如此，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对年轻打工者来说并不容易。结合受访青年月均生活费用，如果以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时长计算，估计维持目前基本生活水平，他们平均时薪需要达到80.72元。而现行香港法定最低时薪为40元，全港雇员时薪中位数为75.7元。即便是具有学士学位的20-24岁青年群体在2019年的月平均收入也仅有18000元，这意味着“月光”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窘境。
在2022年10月至12月期间，本研究团队对31名年轻人开展深入访谈，其中22位有全职工作，9位为学生但有兼职经历。大部分受访青年，即便兼职工作，如奶茶店和餐馆服务员，他们所赚取的时薪已经远超过法定最低时薪的40元，达到50-60元。受访人阿美今年23岁，大学毕业，现在在做兼职溜冰教练。她直言：如果只提供40元/小时在兼职市场根本找不到雇员，“现在大部分兼职最少也是时薪60元，假设你一天工作8小时，一天是480元，兼职最多一周3天有工作，一个月12个工作日，也就赚5760元。假设不需要存钱和租房，现在一天饭钱加交通费就要200元，这一个月就需要花费6000元，根本不够用。”
阿美的观点在其他青年的访谈中反复出现，受访者尖锐地指出目前香港法定最低工资根本无法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鼓励人们投身工作，建立多劳多得的社会风气。
经过一年多的社会讨论，香港最低工资最终将于2023年5月1日从时薪37.5元上调至40元。即便如此，最低时薪也仅能兜底全港3.1%的劳动人口。回望2011年最低工资设立之初，覆盖率却达到6.4%的劳动人口，如今直接受惠的比例腰斩一半。
横向比较，亚洲其他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最低时薪政策惠及人群远超香港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工资保障区分基本月薪以及基本时薪，2023年1月开始，雇员的每月基本工资增至2.64万元新台币（以2月14日汇率计算，约等于6866港元）；而基本时薪调升至176元新台币（折合约45.8港元）。根据台湾地区劳动部门估算，约有175万名领取基本月薪的劳动工，以及约有57万多人赚取基本时薪的劳工受惠，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约为20%。
韩国2023年的最低时薪增加至9620韩元（以2月14日汇率计算，基本时薪折合约59.5港元），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指出，将有多达340万人因最低时薪调升而受惠，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约11.9%的劳动人口。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平均时薪从2022年10月起调整至961日元（折合为57.2港元），其中东京及大阪分别为1072日元以及1023日元。
不难发现，无论受惠群体比例或是最低工资水平，香港都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这一情况也多为在职青年所诟病。受访人阿梅今年24岁，大学毕业，目前从事两份兼职：“家里人做过最低层的工作，只有40元一小时，需要申请政府其他的津贴才够生活开销，比如免除书本费之类的。但事实上，现在香港40元都不能吃到一顿饭，何况还要照顾家庭，完全不可能依靠这个工作在香港生存下去。”
无独有偶，从事物流行业的阿椒（27岁）质疑最低工资水平如此之低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40元的最低时薪根本是看不起人。一般餐饮业都要40-50元一个小时，如果最低工资那么低，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条法令呢？”
虽然不少学者和政府人士指出，最低工资要兜的“底”，不是兜生活质量的“底”，而是兜出售劳动力所得到时薪的“底”。换言之，就是一个劳动者出卖一小时劳动时间，最少应该得到多少报酬？大部分受访青年认为一小时劳动至少应该能赚取一顿饭钱。现时香港外食一顿饭至少需要50-60元，尚且不论居高不下的住房开支。受最低工资覆盖的劳动者一般从事清洁和保安工作，阿帕（27岁，中学毕业，物流行业）观察到在疫情期间，清洁前线人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却只能收取一个“最低下”的价格作为薪酬，无论是在公平还是道德上都让人难以接受：“最低工资实在太低，其实越高风险的工作就应该更高报酬。现在受最高风险的人，连衣食住行都要担心，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对待他们。”
回看自身，受访的在职青年大多拥有大学学位，并不会从事最低工资所覆盖的工种，但他们也需要面临不一样的生活“窘困”。
与基层劳动者及父辈相比，温饱对年轻人而言已不成问题，但基本“月光”意味着他们无法为将来做任何打算，包括对不喜欢或没有发展空间的工作说“不”的自由。
阿雅今年24岁，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在一家公益组织担任工作人员，每月收入14000元。经济独立，但她并不满意当下的收入情况，认为离理想的体面生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为我存不到钱，也无法孝敬父母，连参加跑步兴趣班的费用都要思前想后，更别谈旅行了。”在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阿雅发现自己发展不了兴趣爱好，不能为父母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
除了存不下钱，不少青年谈及了精神和心灵上的“宽裕”和“自由”。在外人看来，阿峰的生活应该算得上无忧。拥有大学学历的他现在在一家银行做出纳。他认为拥有良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才是“体面”。曾经的他因为工作时间长和压力大，选择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导致体重激增30公斤。在他看来，即使三餐保证，物质条件充裕也不意味着人们摆脱了“困窘”。更何况，大部分香港青年根本达不到有车有房的物质水平。
众所周知，香港的居住空间狭小，房价收入比更在全球大城市中占据榜首，超过了纽约、东京、首尔等大都市。除了价格昂贵外，根据2021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港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71平方英尺（约等于15.9平方米），仅有上海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28平方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半。
香港高昂的房屋和租房价格导致年轻人不得不与父母同住。2022年香港政府发布的《青年发展蓝图》显示：2021年，93.5%的25岁以下年轻人与父母同住，而25-39岁的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率从2016年48.8%增至2021年的52.7%。
在访谈中，受访年轻人虽然与家人共住能够节省一大笔租金，但家庭居住空间窄小，不少青年渴望独立的生活空间，但因收入有限而无法实现。阿娟与姐姐共用一个房间，睡上下铺，屋里唯一一张书桌是姐姐的办公处，自己只能在客厅办公，父母经常在旁看电视，家人之间因为空间逼仄平添许多争吵和纠纷。
对未来的担忧普遍存在，因为年轻人不知道可以依赖原生家庭的资源多久，毕竟以后需要谈恋爱和组建新家庭。但他们每月收入只是刚刚够维持日常的花销，根本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租房，更别谈购房。阿椒在谈及未来的打算时希望：“将来能够和女朋友一起租房子，住房问题绝对是年轻人要应对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希望有私人空间，不可能一辈子与家人同住的。”
近年来，香港政府对青年发展议题越来越重视，并制定了青年发展蓝图，试图在学业、就业、创业及置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出路。但本研究认为，青年政策与劳动政策不可拆分来看，比如最低工资和各种福利政策与青年人息息相关。本文年轻人所袒露的“窘境”也绝非他们独有的问题——收入增速放缓，房租和消费支出却节节升高，这是大部分打工者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年轻人还需要有“未来”，但目前微薄的收入使得他们无法规划和进入下一步人生阶段，存不下钱使得他们在诸如婚恋、生育、医疗、养老等重大问题上无法自足。这种“窘迫”才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日常。如何帮助年轻人“破局”不仅有赖于他们个体的努力与奋斗，还需要有力的社会政策给予他们更多支持和保障。